说起大芬油画村,相信深圳人没有不知道,很多游客也会不远千里专程赶来一睹深圳最特别的村子——“世界油画第一村”。
别看名字里有个大字,实际上却只有0.4平方公里。早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村民只依靠种田为生,人均收入不到200元,直到1989香港画商黄江的出现,大芬村与油画产业才有了第一次交集。
01大芬村命运被重新书写
当时他需要寻找一处新的工厂,既能满足距离罗湖口岸近,方便从香港带订单样画,又能满足房租和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个距离深圳布吉镇三公里的大芬村再合适不过。
黄江租了大芬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借着黄江的名气和大量香港来的订单,不断有福建莆田、潮汕地区的画工加入,大芬村成为画商、画工集聚的地方。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几百位画工和画商又引来了出售画布、画笔、颜料的商人,一时间大芬村“全球油画产业加工、销售集散地”初具规模。
大芬从农耕村变身“中国第一油画村”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由于内地的人工和房租成本远低于香港,而深圳除了人工、房租低廉之外,报关手续也比其他城市方便,油画产业这种由劳动优势决定的产业必然流向深圳。
大量海外订单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批量化艺术“流水线”作业。在早期,大芬村每天可以收到数万幅油画订单,如果没有“流水线”,根本不可能完成。
02赵小勇与《中国梵高》
2003年以后,大芬村油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赵小勇忙得没办法终于开始对外招徒弟,他的画室最多时候有八个人干活,包括他们夫妻,他租了两套房,妻子做饭,给画工们包吃包住。
这幅油画是赵小勇当年和工人工作时的场景,三间房子180多平大小的工作室,几瓶啤酒、几台风扇,度过湿热难耐的夏季。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
《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自此大芬油画村开始为世界所熟知,作为照片主人公的赵小勇,成为大芬油画村响当当的名片。
《中国梵高》海报
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梵高油画的画师,但是人们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国内外的媒体开始找他采访,称他为“中国梵高”,找他下订单的画商也越来越多。
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赵小勇和他的妻子、弟弟、小舅子等已经临摹十万多幅梵高作品,很多人把这些数据视为他们的某种成绩,然而机械性的高强度重复工作,有时候会让赵小勇烦躁不安。
直到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看过梵高真迹后,赵小勇才突然意识到,那十万多张,也许根本不能叫作品,充其量算是产品,他们也根本不能算画家,临摹得再像,都不如自己一张原创。
“每个人最珍贵的是成为自己,哪怕真正的自己并不牛逼,也不要成为别人。”
站在荷兰街头的赵小勇,听见自己说:我不要再画别人,我要画自己。
仿制梵高,赵小勇的画一幅能卖上万,做原创就又回到一幅几百块的起点,但比起价格,有一种更有意义的东西叫做价值,哪怕穷其一生都画不出一幅世界名作,也要坚定地为自己而画。
门口的最上面挂着的那幅原创画,是电影《挚爱梵高》给他带来的灵感。
03大芬油画村面临改造升级
距离大芬在国际上第一次知名已经过去15年了,距离那部《中国梵高》纪录片也问世也已经过去了3年,十多年来,资本带动而生的作画速度及品相,成就了“中国油画第一村”。
画师们有坐在长不超过2米,宽不超过1米的外墙玻璃门内侧。
有的坐在宽敞的门店,也有的人在两栋楼间的外墙壁上专心作画。
不知姓名的画师,画一幅风光,对着照片,看尺寸,这张画要大概只要半天。
对于画师来说,壁画画廊租金便宜,去玩的散客或者画商路过总会瞅两眼,没有距离感,说不定就有商机,通风好,油画干得快,气味散地也快。
经年累月一条条巷子,成了画工们作画和生计的依靠,墙壁画廊也有了规模,成了一道风景线。
但如今这种场景已经不见了,大芬村转型升级,经营秩序和安全都需要改善,占据消防通道的墙壁画廊,终于难逃脱被拆除的命运。
很多画师或走,或搬,或继续坚守,一个时代,即将落幕,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干净整洁的街道,不见了的墙壁画廊,也闻不到了刺鼻的乙烯颜料味。
大芬油画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油画村了,它只是成为了更好的油画村。
04《从海洋出发——诗画作品展》
大芬努力追求转型,在近日的大芬美术馆,《从海洋出发——诗画作品展》我们看到了很多本地原创作品。
用麦秆制作而成的原创画,袁隆平爷爷肖像。
临走前,我们找个咖啡画廊闲坐了会儿,这家集服饰制作 咖啡售卖 油画绘制的小店。
已经开了20年了,有点旧欧式田园风的意思。
现在的店主是个95后小伙儿,憨厚朴实可爱,说是很早就出来工作,现在正在准备自考大学……
店里阁楼沙发沙发桌椅,包括杯盘碟子都是满满的复古风,萧瑟的年代感里透露着勃勃生机。
回首这个神奇的村子,不得不感叹时代赋予其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