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高校开学已近一月,而学生们因疫情封校引发了“喊楼”现象。如何防控,成为高校管理者面临的难题。不少高校宣布对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学生进出校园实行严格的控制。
西安外国语大学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管理,禁止学生出入学校。
合肥工业大学要求住宿生不能出校园,走读生退宿,不得进入宿舍,但是走读生和住宿生仍然要在一起学习。
山东某地卫生学校甚至禁止学生吃外卖,学生定的外卖被学校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部分学校的做法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多所高校学生以集体“喊楼”的方式表达不满。教育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也专门发文,要求高校做好校园管理工作,切忌“一刀切”、“简单化”的封闭管理。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因为疫情来势汹汹,并且人们对疫情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在较短时间内为防控而对社区进行全面封闭,可以理解。而随着国内疫情发展趋于平稳,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情况下,疫情防控也应更加科学,更有针对性。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对各地区划分为高中低三档风险等级进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管理,除了高风险地区实施区域管控、必要时可采取区域封锁、限制人员出入之外,中低风险地区应采取的防控措施主要是加强疫情监测,并不包括区域封锁的措施。
而现在全国均已没有高风险地区,高校采取全封闭措施,并没有科学和法理依据。而且事实上,由于封校的措施只针对学生,而包括老师、食堂阿姨、保安等在内学校的教职员工都不受封闭措施的影响,可以自由出入,而这些人又会在校园内密切接触学生,所以仅仅要求学生不出学校,并不能完全避免疫情传播的风险。
一刀切地封闭式管理,对管理者来说是方便了,但是这不仅仅侵犯了学生的抽象的行动自由,也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现实的不便。虽然高校经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是这个小社会在后勤服务方面实际上非常依赖外部的大社会,要对学校进行全封闭管理,切断学生自行从大社会获得服务的渠道,学校小社会内的服务能力短期内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据西安商报发布的视频,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表示,封校后学校生活物资的供应不足,超市的商品全部涨价了,用餐、洗澡、取快递等日常生活都变得非常不方便。西安外国语大学官方微博发布的通报,也证实了封校后校园后勤服务能力存在不足,并提出了加快学生超市扩容改造、提升后勤保障能力、查处乱涨价行为等措施。而要提升后勤保障能力,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比不封校而进行科学防控的成本还要高。
但是在学校管理者角度看,提升后勤保障能力所需要的花费是公费,不仅对自己没有损失,而且还可以粉饰为疫情防控的政绩,但如果放开校园,一旦出现疫情传播,则会导致自己被问责。两相比较之下,如何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封校更多是管理者为了降低自身的责任风险而作出的避责行为,这在组织行为学上可以解释。在问责压力之下,基层往往选择层层加码,采取简单化极端化的措施控制风险,以避免出现会导致自己被问责的不利情况。
要减少基层的避责行为,除了强调不能层层加码,也应该相应对基层官员进行科学追责,避免给他们压上许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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