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作者简介
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名将。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官至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以不附和议,被秦桧所陷,被害于大理寺狱。孝宗时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宋史》有传。《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岳武穆集》十卷,不传。明徐阶编《岳武穆遗文》一卷。词存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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