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七八年吃到教育部门发出的“黄牌警告”，几乎年年都逃不过专业预警的“魔咒”，法学到底还算不算好专业?那些钟情于人文社科类的年轻学生，今后是否应该慎选法学了?
今年，上海高招本科普通批投档线公布那天，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专门留意了一下自家的分数线:和往年相比，华政今年的文理科投档线非但没“跌”，还稳中有升。
国家权威部门今年发布的一则统计数据，目前在国内几大老牌政法院校的掌门人中流传很广:我国执业律师目前有27万多人，其中，精通外语且精熟国际经济贸易法的律师只有3000人;能代表中国企业到国际上打“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涉外“一般保护、特别保护”(俗称“两反两保”)官司的律师只有50人;能到WTO上诉机构捍卫我国的国家利益、代理争端诉讼案的律师只有数位。
一头是专业亮黄灯，一头是法学专业人才缺口大，在叶青看来，两者不矛盾。“法学和很多理工科专业是不同的，有其特殊性。法学专业办得好不好，绝不是就业率一个数字所能反映的。”近日，叶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法院招人不像工厂招人，从来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
几乎每一年，教育主管部门发布专业预警榜单，法学被“点名”后，像华政这类大多数专业都沾“法”的院校总要站出来，拿一揽子数据“说话”。每年超过95%的毕业生就业率、超过50%的司法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虽说“危机公关”不得不做，但资深的法学教授们都知道，光凭几个简单的数字，无法完全呈现一所法学院或政法大学的办学质量。关于法学，公众有必要知道更多。
“法院进人和工厂招人完全不同。一个公司业务好了，可以一年招几百个员工。而和法学专业对口的公检法等机关的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宪法规定一个行政区划内只能设一家法院一家检察院，绝对不会因为法学专业毕业生哪年多了就会跟着多设几家。”叶青说，这也就是公众所看到的法学毕业生就业竞争相对激烈的原因所在。因为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招人标准不是合格者上，而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
比如，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近年平均通过率在10%-20%之间徘徊的司法职业资格考试，仅仅是司法从业者的职业门槛———千辛万苦跨过这道门，要跻身“好中选优”的司法队伍，还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此外，无论是华政还是其他一些高校的法学院，这两年，法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已经出现了多元化。除了公检法、律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各种企业都在向法科毕业生递橄榄枝。从起草合同文书到品牌管理、保护知识产权等，很多非讼诉领域都在大量吸纳法学专业人才。
“但是在就业率的统计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很多新兴行业和领域的新岗位并没有被列入统计，或作为专业不对口的数据来加以简单处理。”在叶青看来，法学专业和诸多应用型的理工科专业有本质的区别，人才培养周期相对比较长，加上特定的职业环境，这些都决定了用一把简单的就业率标尺来考核一所法学院的办学绩效，这种做法是不妥的。
同为法学专业，不同的院校培养水平差距太大
目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达700多所。说到人才培养现状，叶青坦言，不同的院校人才培养水平差距太大，粗放式的法学教育已经被贴上了“就业难”、“产销不对路”的标签，这是事实。
叶青专攻刑事诉讼法，而他在和同行交流中曾发现，有些高校的法学院，诉讼法只聘了一位教师在讲课。“诉讼法里，有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三门主课。让一人三肩挑，这就是典型的师资不足。”
不仅一些不具备基础师资条件的院校都在开办法学专业，“泥沙俱下”，而且作为华政的掌门人，叶青也成为法学专业泛滥的“受害者”。因为，有些院校但凡要新开法学专业，首先就想到引进若干名学科带头人，而挖人的首选单位就是老牌的政法类院校。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削峰填谷”——新开张的终因力量薄弱没建成“高地”，而老牌院校的相关师资和教学科研力量倒被摊薄了。
叶青介绍，不同办学层次的院校和高校法学院，目前在人才培养上也正在形成分水岭。“办学质量相对高的院校和法学院，眼下思考的是创新机制，培养行业期待的拔尖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院校，现在要考虑的是今后如何生存，也就是关停并转的问题。”实际上，包括叶青在内，很多业界专家都预言，明年即将全面实施的司法考试“新政”，将会成为加剧法学专业大洗牌的导火索。
法学教育将回归精英化，“大洗牌”后只有精英院校留下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司法考试制度将调整为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考对报考者的专业门槛提出要求，只向法学专业毕业生和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定年限的人员开放，非法学类将不得报考。
在叶青看来，新实施的法律职业资格考，无疑是对外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法律的职业门槛今后会越来越高。关于这一点，业内其实早就有共识。比如，上海启动的司法改革，“员额制”就是一个关键词。司法人员实施分类管理制度后，33%的法官和检察官将由那些公认的具有较高水平和能力的司法精英组成。
与之呼应，未来的法学教育也会向职业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回归。而在这一方面，韩国的法学教育发展进程就是一个可借鉴的对象。
2007年韩国实施法科大学院制度改革，通过促进法学教育及司法考试的规范化，进一步提高法官行业的准入门槛。当时的韩国也把法学专业作为参加司法考试的基准门槛，而这一改革后来很快引发韩国高校法学专业的“优胜劣汰”。改革前韩国有约60所院校开设法学专业，改革后则只剩下了不到20所。
“韩国已经经历的，我们正在经历。”叶青说，今后，只有办学质量过硬的精英院校，或在研究细分领域有专长的大学法学院，才能在“大洗牌”中站稳脚跟、走出上扬的发展轨迹。显然，前方“高能预警”的根本不是法学专业，而是部分不符合行业要求和社会期待的人才培养“小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