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交换产生的原因,斯密认为,主要源于人们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换取别人的,对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换,那么就必须有交换的媒介。这时斯密介绍了各种交换媒介,如牲畜、贝壳、烟草、鞣皮等,当然还有贵金属。那么这些媒介与交换物之间的交换价值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斯密把这个问题分成三点进行阐述: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即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国富论》中,有读者为其内容分为七个方面,值得一读。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劳动价值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4.反对殖民地政策。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5.主张“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6.政府的主要职责。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7.教育的重要。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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