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梦的文化解读(2)

《博物志）还有所谓“海妇之梦”，据说太公为灌坛令时，文王夜梦一个妇人当道哭，日：“吾为东海女，嫁为西海童。今灌坛令当道，为我行。我行和有大风雨，而大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东海女当为龙王女。龙王女遇姜大公都害怕，足见其神威。这些梦当然也可能有后人的虚构，但用梦来神化周初这位名臣，当时完全是可能的。

从《周礼》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人在占梦时把梦分为六类：“一日正梦，二日噩梦，三日思梦，四曰寐梦，五日喜梦，六日惧梦。”“六梦”之中有“惧”亦有“喜”，这说明周人对梦的心理和殷人单纯的惧怕颇不相同。从《左传》一书中，人们可看到，各国诸侯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表演得相当充分。他们无论遇到战事还是进行祭祀，都爱疑神疑鬼，因而他们对梦的态度大多非常认真。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卫卿孔成子梦见卫国的先祖康叔对他说：立元为国君。史朝也梦见康叔对他说：我将命令苟和国来辅佐元。由于两人之梦相合，卫襄公死后，孔成子即把元立为国君，他就是卫灵公。昭公十七年还记载，韩宣子曾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而把陆泞交付给他，所以他决定让荀吴领兵挂帅。苟吴灭了陆浑之后，他特地把俘虏奉献在晋文公的庙里。在这两个记载中，孔成子之立国君和韩宣子之命统帅，也都把梦作为他们的根据。他们同样认为，康叔在梦中说的话，也就是祖先的命令；晋文公在梦中的活动，也就是祖先的意旨。由此可见，他们对梦的迷信，何等之深！

《左传》所记之梦，大多是诸侯公卿之梦及其将相臣僚之梦。当然，梦者当中，也有诸候的嬖妾和一般的小臣。但所梦的内容，也都因为与诸侯有关，才被记载下来。至于梦象和通梦者的情况，似比殷周时期要复杂。第一类梦象和通梦者是神灵，有天、天使和河神等。第二类梦象和通梦者是“厉鬼”。“厉鬼”即恶鬼，据说绝后之鬼常为“厉”。这类梦一般属于凶梦，而在梦中为“厉”者，多是梦者仇敌的鬼魂。第三类梦象和通梦者是先祖、先君之灵。这类梦在《左传》中最多。如孤突梦太子申生、孔成子和史朝并梦康叔，鲁昭公梦襄公，韩宣子梦晋文公等。由于它们向梦者所传达的都是先祖先君的意旨，因而一般都是吉梦。成公二年记载，韩厥梦见其父子舆对他说：“且辟左右。”让他第二天在战车上不要站在左右两侧，他便站在中间驾驶战车追赶齐侯。结果，站在车左的人死在车下，站在车右的人死在车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取得了胜利。第四类梦象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日月、河流、城门、虫鸟之类；通梦者虽未点明，终究只能归于神灵。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对于王候将相之梦的记载，完全作为一种重要史实或史料来看待。凡是前文记梦，后文必述其验。“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日：“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厂晋侯梦“大厉”，其验更神更奇。先是晋侯召桑田巫占梦，巫说：“看来，君王是尝不到新麦子了。”晋侯由此病重，求救于秦国著名的医缓。医缓未到之前，他又梦见两个小孩，一说：“医缓是名医，恐怕要伤我们，我们往哪里逃？”一说：“我们待在盲之上膏之下，看他把我们怎么办！”医缓到后对晋侯说：“病没有办法了。盲之上膏之下，泛石不能用，针刺够不着，药物也达不到。”到了麦熟时节，晋侯认为早先桑田巫的占卜是胡说，他要当着她的面口尝新麦。可是，刚要进食，肚子胀，进了厕所便栽到粪坑一命呜呼了。作者不厌其烦地记述事件过程，他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显然，他要通过这些所谓“史实”告诉人们，梦的吉凶应验是注定的。谁也无法抗拒的。

《左传》对梦的记载，反映了那个时代占梦在社会上的影响。孔子虽称“不语怪、力、乱、神”，然对梦同样是很迷信的。孔子晚年曾经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应该说，这种哀叹并不是严肃地对梦发表什么见解，但确实包含着一种观念，即周公之灵不再给他托梦而提供新的启示了。孔子在行将就木之前还讲过：“子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中间。孔子说：“丘也，殷人。”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而见馈食，以为是凶象。这也证明，孔子虽非事事占梦，然确实受到占梦迷信的影响。到了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完全是一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智术谋略上的较量。由于人的作用得到充分的显示，元神论思潮空前活跃。由此，占梦在上层人物心中的地位急剧缩小。在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中，就很难看到哪个国君及臣僚以占梦决定政治军事活动。在思想界，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荀子，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韩非，以及道家的庄子、兵家的孙腹、阴阳家的邹衍，都没有流露出他们对占梦的迷信。当然，占梦在民间的影响肯定还是很深的。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占梦在远古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殷高宗要提拔傅说、周文王要提拔姜大都是只需说一个梦，就可以让一个平民做相国。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现在，就是在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也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占梦的重要性到后来逐渐降低，除了其他因素外，在心理上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理离深层的集体潜意识越来越远，因而原始意象对人的影响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