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学生冤死怎么回事 家属曝光隐情被拘禁

　　10月15日，江苏大学通报，10月12日17时03分左右，该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一学生从主A楼6楼卫生间坠楼身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江苏大学学生冤死怎么回事?家属曝光隐情被拘禁!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江苏大学学生冤死怎么回事?家属曝光隐情被拘禁!

　　近日，微博用户@江苏大学袁子健的父亲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出自己儿子袁子健在江苏大学含冤去世的实情。

　　以下是原文内容：

　　大三学生冤死江苏大学

　　袁子健，男，1999年5月12日出生，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人。2017年高考以554分录取江苏大学。

　　2020年10月12日17：02，袁子健在江苏大学A1栋教学楼六楼卫生间坠楼身亡。

　　死因成谜：10月12号下午4点到5点之间，死者与母亲，学院书记，辅导员，班长等人接触时，没有任何人看出死者有轻生的表现。监控显示死者走路姿势轻快，在16：56分的时候从摄像头外走过来丢了垃圾进垃圾桶，然后折返回去。警方翻看垃圾桶没有发现特殊物品。

　　根据警方和校方口述，死者坠楼时间是17：02～17：05之间。

　　死者家属分析：死者与母亲16：40多分别时，一切言语，表情都是正常的。从丢垃圾这个小动作就可以看出死者当时的心态，绝对不会轻生。

　　发现死者坠楼后，校方反应：17：08辅导员打电话给死者母亲问：袁子健和你在一起吗?死者母亲答：分开了一会儿。辅导员二话不说就挂了电话。

　　死者母亲感觉不对劲，马上打电话给辅导员，对方不接电话，打给死者也无人接听。母亲马上回头去死者宿舍找。未果。

　　校园太大，不知道孩子在哪里上课，死者母亲就在死者下课的必经之路上等待。

　　21：00左右学院书记打来电话，把死者母亲骗到车上，开车送到离学校5公里远处锦江之星酒店八楼，8811房间。告知孩子跳楼了，没了。

　　死者母亲要求去看孩子，学校两男两女，一起制止死者母亲。期间发生数次肢体冲突，强行阻拦，不让死者母亲出房门。亦没有给出此事件具体细节。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死者父亲赶到。

　　江苏大学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人身自由。

　　死者的手机在裤袋里摔坏了，经过警方修复。手机里截止跳楼之前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了，只有跳楼后，父亲和母亲发给他的微信和短信。

　　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死者在死前16：57～16：58之间。1分钟零六秒的时间里在路边双手捧着手机在干什么，无法得知。

　　结合校方的蹊跷反应，死者家属有理由怀疑，手机里的数据被人为删除。

　　死者家属分析：死者死因成谜，校方反映蹊跷。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死者家属，让家属见死者最后一面?

　　为什么要在事发后四小时强行监禁毫不知情的死者母亲?

　　为什么不告知家属事件细节?

　　这起坠楼案有什么样的隐情?江苏大学先隐瞒后拘禁死者母亲想掩盖什么?

　　对此，网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网友A：叔叔阿姨节哀啊!

　　网友B：希望能早日真相大白，身份证件号码最好马赛几位数!

　　网友C：从文字中可以看出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希望江苏大学正面回应给个说法!

　　网友D：学校的迷之操作疑点太多了，让人不得不多想啊!

　　对此，江苏大学也对此事作出正式回应：

　　关于我校一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通报

　　10月12日17时03分左右，我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一学生从主A楼6楼卫生间坠楼。事发后，学校相关人员立即拨打120、110电话。17时18分左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抢救，经确认学生已无生命体征。

　　警方调查结论为“高空坠楼，排除他杀”。

　　该同学因学习困难，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其母亲来镇江在校外租房陪读。2019 年9月，该同学从2017级转年级至2018级。今年上半年因疫情原因在家线上学习，9月返校后，学校与家长商量建议其搬到现所在班级宿舍，尽快融入新班级同步学习生活。　　

       学校对该同学的不幸离世深感惋惜并哀悼。事件发生后，学校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警方做好调查,协助家长做好善后工作。

　　江苏大学学生含冤坠亡事件始末

　　楚天都市报消息，和母亲胡莲在江苏大学三食堂旁拥抱告别后，21岁的湖北浠水籍大学生袁健转身朝母亲离开的方向看了几秒钟，然后在手机上写下一段话，接着走进学校的A1栋教学楼，爬上6楼，从一个卫生间的窗口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和儿子分别后，胡莲感觉心中不安，她在校园内待了两个多小时，多次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儿子未果。她不知道的是，儿子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直到4个小时后，她才得到儿子轻生的消息。

　　24小时后，胡莲和丈夫在当地殡仪馆冰冷的陈尸间见到了儿子，45岁的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从小到大的乖孩子

　　10月9日上午，国庆长假刚刚结束，黄冈市浠水县的胡莲突然接到了儿子班长张军的微信，“阿姨，袁健今天没有来上课!”

　　胡莲赶紧给儿子打电话，电话没有接通，她只好发微信，微信也没有回复，这让她感到有些担心。

　　2017年，袁健以超出当地一本线70多分的好成绩，考入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这让胡莲非常自豪。

　　在胡莲眼中，儿子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中上游位置，从没有让她太过操心。袁健的性格也比较开朗活泼、懂事，即便在最容易叛逆的青春期，他也没有和父母产生过大的矛盾，和同学的相处融洽。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离开家乡和父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袁健的性格变得内向起来，在大学的学习也遇到了一些问题。2018年下半年起，胡莲放下手中的事情，到学校陪读。

　　母亲的到来，缓解了袁健的压力，除了在大二时留了一级外，袁健的学习生活步入了基本正常的轨道。

　　今年9月7日，因疫情原因离校大半年时间后，袁健再度重返校园，开始新学期的学习。开学前，胡莲跟儿子商量好了，这学期她不再到镇江陪读。

　　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胡莲就接到了儿子没上课的消息。

　　被要求搬宿舍后

　　联系不上儿子，胡莲转而联系上儿子的辅导员周老师，周老师证实了袁健当日没有上课的事情。

　　10月10日下午2时30分许，胡莲赶到了位于镇江的江苏大学校园。在儿子就读学院的教学楼前，胡莲见到了儿子和他的辅导员、学院夏书记。见面后，胡莲才知道儿子已经有5天没有上课了。夏书记告诉胡莲和儿子，要么在学校认真读书并调换宿舍，要么暂时休学回家。当着辅导员、书记的面，胡莲询问儿子为什么5天都没有去上课，袁健称自己的脚痛，鞋子破了。

　　11日中午，胡莲和儿子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上街一起买了两双鞋子，她感觉儿子的情绪还不错。相处过程中，袁健告诉母亲，自己还是想继续上学，不想休学，打算回寝室写学习计划书。

　　12日上午，袁健告诉母亲，当日下午他要到学院办公室递交学习计划书。当日下午4时，袁健和母亲一起到学院的办公室，他先后向辅导员和夏书记提交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书并作了介绍，还表示自己手机上的游戏已经删除了。

　　随后，夏书记询问袁健是否愿意搬宿舍的问题。袁健诚恳地请求，“我是真的不想搬宿舍了，我既然想学好，不管住哪个宿舍都会学好。”对此，夏书记表示，他还是要求袁健搬离原来的宿舍，并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搬宿舍。

　　袁健现场虽然答应了夏书记的要求，但情绪显得有一点低落，不太高兴。胡莲询问儿子，是否需要自己帮忙搬家，遭到儿子的拒绝，袁健称会找同学帮忙搬一下家。

　　见儿子不需要自己帮忙，胡莲准备次日回老家。

　　儿子没了

　　从学院办公室出来后，母子走到学校三食堂旁时坐下稍事休息。胡莲让儿子帮自己购买了火车票，并表示希望儿子陪自己吃晚饭。袁健告诉母亲，“我想回宿舍休息一下，我今天有点累，没有休息。”

　　胡莲只好和儿子在此分手。分手前，她和儿子拥抱告别，此时是下午4时40分许。看着儿子朝着食堂方向走去，胡莲给自己的丈夫打了一个电话，讲了儿子的情况。

　　12日下午5时8分，胡莲正准备离开学校时，突然接到周姓辅导员的电话，问她是否和儿子在一起。胡莲告诉对方没有和儿子在一起后，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

　　心中惊了一下，胡莲担心儿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立即给儿子打电话，发微信，但儿子一直没有接电话和回微信。她只好给周姓辅导员打电话，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发短信也没有收到回复。

　　胡莲只好走到儿子的宿舍外，坐到晚7时许，多次给儿子打电话发微信，还是无人接听。怀疑儿子去上晚自习了，胡莲只好回到校外的住处。

　　当晚9时，胡莲再次给儿子打电话，仍无人接听。此时，她突然接到夏书记的电话，让她过来见面。

　　见面后，夏书记和三名同事让胡莲上了一辆车。车子经过学校校门后一直往前开，将胡莲送到一个宾馆。此时，夏书记才告诉胡莲，袁健在学校内跳楼自杀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击倒了胡莲。

　　最后的监控画面

　　10月13日下午，在东莞打工的袁健父亲赶到学校，见到了情绪崩溃的妻子。在夫妻俩的强烈要求下，当地民警带他们到了当地一个殡仪馆。

　　在殡仪馆内，胡莲见到儿子冰冷的遗体，想起21年来在儿子身上倾注的情感和心血，顿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痛哭失声，几近昏厥。

　　经过艰难的沟通，胡莲终于通过民警查看到儿子跳楼身亡前的一些视频和手机信息。学校内视频监控显示：12日下午，在和母亲分手后，袁健走了两步后回头盯着母亲慢步离开的身影，看了数秒钟，随后在手机上编写信息。约一分钟后，袁健走向学校的A1教学楼。

　　A1教学楼6楼一个摄像头监控显示，袁健走进该楼一个卫生间，此后再未出现。事发后，民警调查发现，袁健将书包放在卫生间内，手机放在卫生间的窗台上，从一个窗口跳下身亡。

　　“如果我当时也回头看一眼，也许会发现儿子的异样，可能就能挽回他的生命!”看过监控，胡莲更加痛苦自责。

　　袁健的手机备忘录中留下两条信息，一条是：“不知道为啥搬宿舍能好好学习”，另外一条是银行卡密码。

　　“儿子在学校5天没有上课，老师和辅导员为何不通知我?儿子12日下午5时4分出事，学校为何4个小时之后才通知我?事发后，学校为何一直都不和我们当面沟通?”在胡莲的心中，存在着很多的疑问。

　　10月14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多次致电学院夏书记、周姓辅导员、处警民警，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致电江苏大学党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称不了解相关情况，会向学院了解后再回复记者，但截至发稿时，记者一直未收到相关回应。

　　目前，双方各执一词，警方也正在进一步调查侦破当中，我们也不要无脑站队，静候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吧!

　　深扒背后的秘密：江苏大学坠楼男生 21岁的AB面人生

　　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杨凯系高空坠楼死亡，排除他杀。

　　长达534天的时间里，杨凯的微信里除了一日一条打卡英文单词的朋友圈，再未留下其他活跃的生活痕迹。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张图片，是一个逐渐消失在浓重迷雾中的模糊人影，正朝着一座悬空细窄的黄色木吊桥走远。

　　不知是隐喻还是巧合，这张图片对应的单词为vanish(消失)。次日的10月12日傍晚，杨凯以一种决绝的方式选择从世界消失：越过大学校园六楼的厕所窗户，坠落身亡。

　　家人试图找到杨凯的死亡真相，却发现无法准确归因，最后一刻压垮他的究竟是什么，只能从一些零散细节中寻到方向：比如，这个曾经高考554分的理科生几乎唯一的爱好是打游戏，进入大学后一度难以自束，陷入无法按时毕业的学业危机;以及这段时间，他正面临调换寝室新环境的人际选择。

　　一周以来，围绕他的争议和疑团并未因此消散。在旧日朋友的印象和网上流传的匿名描述中，他的人生在短短三年内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两段：一个是成绩优良、和善聪明的高中生杨凯;另一个则是旷课逃学、挂科留级的大学生杨凯。

　　家人从警方得到的信息是，孩子在校园内并未与人发生过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不存在校园霸凌或是他身处网贷之困。

　　父母很少听到他提起哪位大学好友的名字，只觉得他在大学与人交往大多是浅淡的、片段式的。在选择结束生命之前，这位21岁的年轻人重置手机清空信息，最大限度抹掉了外人探知他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拥抱

　　没有异样，没有征兆。母亲至今都想不通杨凯突然坠楼的原因。

　　儿子出事前的10月10日，44岁的黄敏霞从500多公里外的湖北老家赶来镇江的江苏大学。她原本是来处理儿子胶着中的学业问题——自9月7日开学返校后，杨凯已经五天没有出现在课堂。

　　五天旷课，是她到了学校才知道的情况。早在10月9日，她曾收到杨凯的同班同学发给她的微信：阿姨，杨凯今天没来上课。与孩子碰面后，她得到的回答是：因为脚后跟磨破了，以及一个用了很久的水杯摔坏了，心情不好。

　　过去几年里，这并不是杨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黄敏霞说，学校为了督促杨凯的学习，让他近期交一份学习计划书到学院并保证以后的学习态度，如果不继续好好读书，或将面临休学一年的决定。

　　10月12日下午，杨凯在母亲陪同下前往所就读的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在那份用黑色签字笔手写的计划书中，杨凯规划了早上八点至中午十二点的行程：起床洗漱、操场慢跑、吃早餐、玩手机、上课、午饭后回教室预习。

　　据黄敏霞回忆，当时在学院办公室里，两名辅导员、孩子的班长、学院的一位副书记均在场。杨凯口头承诺自己以后会好好上课，还主动询问了多久需要来汇报一次。黄敏霞觉得，儿子这次“是真的想改变了。”

　　2019年9月，杨凯因修不满学分跟不上同年级进度，从2017级转至现在的2018级继续学习。黄敏霞说，留级之后的期末考试儿子功课都通过了，成绩从60多分到80多分都有。

　　那天整个沟通过程中，黄敏霞觉得，前期大家的对话还算愉快，只有在谈到换宿舍的问题时，儿子的神情变了——2020年新学期入学，学院按照规定，准备将他的宿舍也更换到现在就读的2018级。

　　黄敏霞说，杨凯在办公室表达了自己不愿换宿舍的意愿，并称"想好好学习首先要改变我自己，不是环境所造成的。"学院最终的意见是，杨凯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搬到新的宿舍。

　　母子俩大约是在16时40分左右走出学院大楼。步行在校园里，黄敏霞先是询问儿子搬寝室是否需要她帮忙，得到“不需要，可以找同学帮忙”的答案后，她便让儿子在手机上帮自己购买次日返家的火车票。从镇江市回浠水县，通常需要先坐高铁到麻城，再转乘K字头的火车才能抵到，全程大约6小时，过去也都是由儿子在手机上帮她买好。

　　离开前，儿子告诉她有点累，想回宿舍休息一下，母子俩便分开。

　　在那之后，黄敏霞先后给杨凯拨打了13个电话，均无人接听。那时她并未多想，只觉得儿子可能是因为搬宿舍的事情不太高兴，情绪不好。直到当天夜里，她才得知这些电话未能接通的原因：儿子在与她分开后，独自前往食品学院对面的主A楼，并于17时03分左右从6楼卫生间的窗户一跃而下。

　　在江苏大学10月15日发布的《关于我校一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通报中》，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杨凯系高空坠楼死亡，排除他杀。

　　事后，黄敏霞想起，在与儿子最后见面的那个下午，他们还曾在三食堂旁边的水泥花坛边小坐了一会儿。那时接近饭点，看见校园里同学往来，黄敏霞唠叨了几句，“你看同学们都穿着浅色的衣服，你喜欢白色还是浅蓝色?”

　　临走前，她还担心儿子生活费不够花，并在起身后主动拥抱了一下儿子——这个拥抱，也成为母子俩人生最后的永别。

　　知之甚少的三年

　　这部黑色的vivo手机，是杨凯纵身跃下时放置裤子后兜中的随身物件。

　　父亲杨广昌于10月14日从警方处拿到这部手机，摔碎的屏幕已经更换，机身后盖起翘与主体分离。家人原本想从手机中探寻到一些遗留的线索，但得知，手机应该是被孩子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的处理，出事前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被抹掉。

　　过去三年里，杨凯的人生几乎从踏入大学校园后便走向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校方的通报中，这位原本应当于明年毕业的大三学生，是一位学习困难，需要母亲在校外租房陪读，学分修不够甚至不得不留级延毕的学生。

　　黄敏霞记得，大一上半年，儿子的学习还算可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收到辅导员通知，杨凯四门功课没参加考试。儿子的理由是“可能考试会不及格。”

　　大二开学时，黄敏霞再次送杨凯到学校，被告知按照当时杨凯的表现，学校可能会劝退他。她还问儿子“是不是不喜欢这个专业，实在不行就不读了，回家重新参加高考。”杨凯拒绝了她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喜欢现在所学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辅导员当时的建议是，杨凯的情况如果想继续读书，需要有家长陪读监督。从2018年9月开始，黄敏霞以每月600元的价格，租住在江苏大学一街之隔的水木阳光小区的一个房间中，直到今年春节前学校放假返回湖北老家。

　　但她并不是24小时都陪在孩子身边，为了补贴家用，她先是在小区里干保洁，每月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去年三月份经房东介绍到江苏大学一个食堂的面条档口工作，每月能多增加五、六百块钱。每天早上六点多黄敏霞就需要到食堂上班，那时儿子还未起床，下班回到出租屋里，才会与儿子产生交集。

　　算起来，这是杨广昌第二次来到孩子就读的学校，第一次来还是大一时送儿子入校。过去十来年，他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打工的地方遍及上海、合肥、无锡、常州，月收入五千余元。

　　他与儿子的沟通并不算多，见面也少，半个月左右打一次电话。通常是杨广昌主动打给儿子，隔着手机，两个男人的交流显得有些生硬，也不会聊到太深入的话题。据杨广昌回忆，儿子从未在电话中表露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的困顿。

　　他与儿子脾气相近，几乎没有强迫或是命令式地去要求孩子做什么。他曾建议杨凯去学一门乐器，或是练习一项体育运动，跑步打球都可以，“主要是持之以恒每天要去做。”

　　在父母的印象中，杨凯从小到大还算乖巧懂事，也受到老师喜欢。在上大学之前，杨凯的成绩虽然称不上拔尖，但也一直处于中上等。

　　杨广昌和黄敏霞都觉得儿子的性格温和，基本很少会发生争吵，但是他脾气中还是有自己的倔，“如果你和他是温和的谈话，他也会顺着交谈，如果你是高高在上命令式的，他会有一点逆反。”

　　不出门的日子，杨凯的爱好是打电脑玩游戏，或是刷刷视频和直播。前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们大多在家上网课。湖北的冬天冷得僵手，两代人的卧室房间挨着，一般到了晚上九点多，他们便会提醒儿子该睡觉了。

　　除此之外，夫妻俩并没发现儿子有任何异常，一直以来杨凯也没有做出过什么太过出格的事情。在两人的印象中，他们没有直接和孩子聊过死亡的话题。但是初高中时，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关于自杀的情节，母亲会带上一句，“人可以犯错，但是不能走极端，生命就这一次。”

　　直到今天，杨凯的父母对于儿子在大学里的具体人际交往不甚了解，也没有察觉到儿子在情绪上和心理上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在他们知之甚少的三年大学时光里，父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学期的礼拜五，儿子回来提前说要在周末和同学去附近的景点短途旅行，还要和同学聚餐，脸上满是高兴的表情。

　　“两个”杨凯

　　在杨凯名为“勿忘名”的微信中，仅保留了57位联系人的名字。聊天记录全部被清空，无从得知他生前最后的时刻是否与人沟通。仅存的QQ列表里几乎展露了这位大学生20年来生活交际的全部圈子：初中、高中、大学同学以及游戏好友，也不过107人。

　　出事后，他的一些大学同学选择沉默，甚少发声。在网络上只有零星的匿名帖子或评论，以他同班同学的身份述说他在大学期间的种种表现：比如他曾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现场，仅完成选择题作答后就交卷，面对老师质问以“不会”答复后便离开;或者是经常逃课、抄同学作业、通宵沉溺游戏。

　　一周以来，杨凯的事情数次登上新闻热搜，在一些学习群里，他被视为教育失败案例的负面典型，被评价为“无所事事、混日子、不堪一击，是现代大学生的耻辱。”

　　他的许多高中同学和好友在得知他坠楼的消息后，不少人在微信、QQ空间上给他留言缅怀。但更多的人对他大学生活的细节表示惊愕，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曾经认识的杨凯”。

　　几乎所有受访的高中同学在评价对他的印象时，都提到了“聪明”。他曾经的同桌，也是为数不多的异性好友刘媛媛记得，杨凯走路很快，做作业也很快，数学时不时会考满分。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去年三月的同学聚会，刘媛媛并没有感觉到他与过去有何不同，依旧与同学们说笑。

　　他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之一方明超，在今年的6月28日还在QQ上和他有过交流。三年的高中生活中，方明超认识的杨凯是一个“该做事做事，该玩玩，有分寸的人”。

　　朋友们普遍的感受是，杨凯的性格比较温和，和不熟悉的人话相对较少，不会主动去交朋友，但也是一个乐观的男生，与同学们相处融洽，是“能被开玩笑开得起来的人”，还曾因披着衣服的搞笑形象，被同学们调侃为“村长”。

　　大家的共同记忆中，没有听说杨凯有女朋友，为数不多的爱好是打游戏，大多为男生常玩的天天跑酷、植物大战僵尸、地下城之类，但高中时并没有因为游戏影响学习。那时他的成绩在班上大多是前五至前十左右的排名，2017年高考时554分的分数也远超当年的一本线。

　　只有1994年出生的表哥杨宗元在杨凯刚进入大学时，电话交流中偶然听他提起过一次，“要学的记的东西特别多，有点困难。”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杨宗元还开导他，“有困难很正常，尽力就好。”

　　在江苏大学，陈少宏是唯一同为杨凯高中同班同学的校友。进入大学后，两人分属不同院系，居住的宿舍也有一公里多远。去年开学没多久，两人还相约吃了一顿饭，他也从未听杨凯提起过大学里的具体遭遇，感觉他“还是蛮阳光的”，只是相比高中话稍微少了一点。

　　他从未主动向过去的朋友们坦露过自己在大学学业上的困境，也似乎不打算寻求帮助。那些匿名的信息中提到，负责学生身心健康的导师曾找他多次谈话，最开始他还会去，后来便不再出现。成绩好的同学约定了时间地点去帮他，但却被放鸽子。

　　刘媛媛觉得，以杨凯的资质本不会走到如此消极的地步，“除非他自己有抵触心理。”她惋惜这位昔日好友的逝去，在文字中多次表达遗憾，“他不擅长交朋友，有事情都自己扛的话，或许是心里压了太多情绪，可他没想过我们都愿意做他的宣泄口，只是他从未提及过。”

　　被改变的

　　儿子出事后的12日晚上，杨广昌先是接到妻子的电话。他不敢相信儿子离去，反复追问，“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还在抢救?”最开始他定的高铁票，被妻子责骂太慢，转而连夜包车到广州，买了最早的航班飞到南京，再转乘高铁到镇江。

　　一周以来，他和妻子居住在江苏大学对面一家名叫“乌托邦”的小旅馆。对于夫妻俩来说，他们不得不直面中年丧子的悲痛。但这个家庭被改变的远不止于此。孩子出事后的第三天晚上，杨广昌在微博上发出了关于儿子坠楼一事的信息，随即很快登上热搜，这也给他和家人带来麻烦。

　　他用“冤案”等充满情绪化字眼写就的信息，事后为他招来大量骂声。儿子离世一周后，坐在旅馆的床上，杨广昌一脸疲态。他解释说，自己最开始想得到关注弄清真相，放上了自己不打码的身份证就是为了表明清白和态度。但之后舆论发酵的程度超出他的预想。

　　他没想到，随着儿子在大学学习情况的披露，网上的评论里转换成他与校方之间对立般关系的骂战。不少江苏大学的学生或实名或匿名站出来，在网上指责杨家父母的行为。

　　在大量涌入的陌生评论中，夹杂对他们“利用网友同情心讹钱”的嘲讽，也有质疑他平静口吻发文是“团队操纵”，更有骂他“狮子大开口要200万赔偿”的，最恶意的语言甚至开始对儿子进行侮辱。

　　手机里的信息多到杨广昌看不过来，他挑出一些最在乎的回复过去。

　　围绕在夫妻俩身上最大的一个争议点是。他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杨凯坠楼后，学校不立即通知当时还在校园内的黄敏霞，而是等到晚上将其带到酒店后才告知。黄敏霞从12日晚上九点多钟到第二天丈夫赶到之间，都不被允许走出房门。这让夫妻俩觉得学校的处理不人道，甚至涉嫌非法拘禁。

　　杨广昌说，他后来多次去校方警方沟通此事，得到的答复是，当时是出于保障黄敏霞安全的角度，怕她情绪过于激动。

　　10月16日上午，江苏大学接受紫牛新闻采访，就事件细节给予公开回应：杨凯坠楼后，校方联系了120和110报警。当时正值晚高峰，调派的法医需从城西的公安局穿城到城东的校区，调查确认身份后才由校方告知家长;杨凯的手机在事发后由警方取证带走，校方没有接触。在更换宿舍的问题上，江苏大学表示，直至事发，孩子也并没有更换宿舍，且在10月10日，杨凯母亲提出已和家人商量好，让孩子跟18级同学住在一起。

　　被改变的

　　儿子出事后的12日晚上，杨广昌先是接到妻子的电话。他不敢相信儿子离去，反复追问，“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还在抢救?”最开始他定的高铁票，被妻子责骂太慢，转而连夜包车到广州，买了最早的航班飞到南京，再转乘高铁到镇江。

　　一周以来，他和妻子居住在江苏大学对面一家名叫“乌托邦”的小旅馆。对于夫妻俩来说，他们不得不直面中年丧子的悲痛。但这个家庭被改变的远不止于此。孩子出事后的第三天晚上，杨广昌在微博上发出了关于儿子坠楼一事的信息，随即很快登上热搜，这也给他和家人带来麻烦。

　　他用“冤案”等充满情绪化字眼写就的信息，事后为他招来大量骂声。儿子离世一周后，坐在旅馆的床上，杨广昌一脸疲态。他解释说，自己最开始想得到关注弄清真相，放上了自己不打码的身份证就是为了表明清白和态度。但之后舆论发酵的程度超出他的预想。

　　他没想到，随着儿子在大学学习情况的披露，网上的评论里转换成他与校方之间对立般关系的骂战。不少江苏大学的学生或实名或匿名站出来，在网上指责杨家父母的行为。

　　在大量涌入的陌生评论中，夹杂对他们“利用网友同情心讹钱”的嘲讽，也有质疑他平静口吻发文是“团队操纵”，更有骂他“狮子大开口要200万赔偿”的，最恶意的语言甚至开始对儿子进行侮辱。

　　手机里的信息多到杨广昌看不过来，他挑出一些最在乎的回复过去。

　　围绕在夫妻俩身上最大的一个争议点是。他们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杨凯坠楼后，学校不立即通知当时还在校园内的黄敏霞，而是等到晚上将其带到酒店后才告知。黄敏霞从12日晚上九点多钟到第二天丈夫赶到之间，都不被允许走出房门。这让夫妻俩觉得学校的处理不人道，甚至涉嫌非法拘禁。

　　杨广昌说，他后来多次去校方警方沟通此事，得到的答复是，当时是出于保障黄敏霞安全的角度，怕她情绪过于激动。

　　10月16日上午，江苏大学接受紫牛新闻采访，就事件细节给予公开回应：杨凯坠楼后，校方联系了120和110报警。当时正值晚高峰，调派的法医需从城西的公安局穿城到城东的校区，调查确认身份后才由校方告知家长;杨凯的手机在事发后由警方取证带走，校方没有接触。在更换宿舍的问题上，江苏大学表示，直至事发，孩子也并没有更换宿舍，且在10月10日，杨凯母亲提出已和家人商量好，让孩子跟18级同学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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