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迦耶是佛陀证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犹如精神故乡。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属于全世界的佛子们。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事实上,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尔邦,这一大块区域上的圣地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才复活过来的。信众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间粉红色外墙的建筑,是“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址,会址大门外有一尊塑像,纪念协会创办人安纳加里卡· 法护尊者。正是这位英语流利的斯里兰卡大长老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 康宁汉的努力,才促成了随后一个世纪的挖掘与复建。藉着摩诃菩提协会的运作,刚刚开始认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发现上的热情,与甚为西化的斯里兰卡僧众带着一股正欲摆脱殖民压力重振文化尊严的意志,携手辨识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记忆,重领一块又一块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敬,但我真觉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亚洲佛教徒并不会这么在乎源头圣地;如果没有那一整套现成搬过来的古迹保存观念与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这块区域就不会成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纳加里卡· 法护长老当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学习朝圣吗?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与麦加的例子来对比亚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颇有点教大家“知耻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时积极响应他的中国人唯有近世振兴汉传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虚大师,他非常用心地参与这场两千年来头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体运动,甚至在中国发起募款,以回馈“故土”。从这个角度看,圣地大陆汉人之稀少,也许只不过是来得比较晚而已,毕竟这是个新鲜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虚大师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莲法师竟然只身来到拘尸那罗,建起一座“中华双林佛寺”,汉制山门上一块华文横额,在周边的缅甸寺泰国寺之间相当醒目。但老法师往生之后,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过印度的暴雨和烈阳,碎成废墟,渐为草木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