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消费券而不是直接发钱

　　最近，不仅仅是深圳，全国其他省市也陆续推出刺激市民消费的消费券，不少人就会问：为什么发消费券?直接发钱不是更好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吧!

　　为什么发消费券而不是直接发钱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每个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不仅伤人，还伤经济。对于政府来说，控制疫情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家躲在家里，通过降低人际间的交往来控制病毒传播，但这需要以经济停摆为代价。如果能在短时期内控制疫情，这自然最理想，但如果不能，那么就必须在“更多伤亡”和“更恶化的经济”之间做出选择。比尔·盖茨说，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利益置于生命之上，因为生命只有一次，而经济总是可以重生。这话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经济持续走下坡，那么就会影响民生，给社会带来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政府需要未雨绸缪，率先采取“软着陆”策略，安抚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发钱的方式。比如：美国政府按照家庭年收入给群体分类，然后按照不同标准向民众发钱;日本政府则通过申请制的方式向全民发钱，但凡需要者都可申请;至于德国政府，也是通过申请制方式发钱，但发放对象主要针对小企业、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相比而言，中国则更多地采取面向社会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具体操作由各级政府根据自身能力完成，比如，杭州市政府通过支付宝平台在指定时间段内向民众发放消费抵价券，然后由市民自行使用。

为什么发消费券而不是直接发钱（图源摄图网）

　　直观地看，拿钱比拿券更容易让人产生快感，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发钱更容易操作：政府只需以自己的信用作担保向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再把借来的钱直接汇进老百姓和企业的银行账户即可。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种策略并非普遍适用，因为其有效性往往受制于各种广泛的结构性条件，比如财政结构、消费习惯、科技力量以及区域型的金融地位。

　　发钱的目的一般有二：一是帮助老百姓解决燃眉之急，二是帮助企业维持现金流。

　　问题是，如果老百姓不消费怎么办?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可知，中国的储蓄率目前维持在35%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大约在20%左右，而美国的储蓄率只有7%。储蓄率方面的差异意味着，相比于发达国家或世界大多数人而言，中国人民在消费这个事情上更为谨慎。经济的稳定依赖于持续增长的交易，不愿意花钱意味着不愿意交易。如果钱不愿意被花掉，那么政府就没有办法通过刺激消费进而带动生产和维持就业，更别说通过后续税收来缓解因发钱而增加的财政压力。有人问，直接发钱给企业行不行吗?其实也不行。因为在市场预期整体下调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减产和裁员。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讲，拿到补助的企业可能更愿意将钱花在解雇人员方面的支出上。

　　众所周知，发钱的实质是增发货币，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但不同国家对于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国际金融地位越高的国家，其可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就越强。需要提醒的是，国际金融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该国所发行的主体货币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重要性。简言之，一个国家的货币越被人需求，该货币就越强势，该货币的发行国也就拥有更高的金融地位。国际支付中，以美元结算占的方式比40%左右，欧元占比34%左右，英镑占比7%以上，日元占比3.5%，而人民币只占比2%。这意味着，美国在应对因增发货币而带来的通货膨胀时，有更强的免疫力。我们自然希望人民币有更强势的地位，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说到底，发券也是变现发钱，但发券比发钱对于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更高。操作流程上是这样的：

　　政府给老百姓发券，然后老百姓拿着券去抵消费，接着企业拿着收来的券向政府抵税或索报销，最后由政府给予企业以税务减免或财政兑付。

　　但问题是，政策有没有可能失灵呢?有可能，比如发的券没人要，拿了券不去消费，因为花钱不方便。企业有没有可能面临政府违约的风险呢?也有可能。

　　但是，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比如，消费券的发放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一次的发放都可以针对上一次发放效果做反馈，从而提高消费券的领取率和使用率。又比如，设立“满五十减十”“满一百减二十”这样的使用规则，将优惠的那部分钱和预期税收之间做一个对比，这样就可以降低兑付的风险。但支持这些做法的并不是什么神丹妙药，而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尤其是凭技术优势打通各行各业壁垒的数字生活平台，它不仅能够清晰地掌握人们的消费习惯，还能更精准地预估人们的未来行为。当它们成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助手，一系列潜在的风险也就迎刃而解了。

　　综上所述，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技术方面的优势，发券确实要比发钱来得更好。就杭州的案例来看，两次消费券的发放都带来了足量的消费，从全国层面来说，这种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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